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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二月河成了“文学泰斗”,莫言获诺奖,反遭辱骂;李泽厚随手写几句悼念金庸的话,被网友们称为“蹭热点”“小心眼”;明星马思纯将抄来的语录安在了张爱玲的头上……

  任何时代都会出现有辱斯文的笑话,但当它们反复出现,甚至已到习以为常的地步,就应警惕:千万别落入“众愚时代”。

  “为什么2000年后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?”每到岁末,各种文学奖纷纷进入热评阶段,“文学共识破裂”就会成为焦点话题。

  该话题植根在两个基础上:

  首先,文学应建构公共记忆。

  其次,公共记忆是评价文学的重要标尺。

  国人对这两个基础的盲信源于德国浪漫主义,它通过虚构“文学英雄”,赋予写作者以改变社会、引领人民的任务。通过俄罗斯文学的成功实践,这一虚构在中国被广泛接受。

  从《子夜》到《青春之歌》,从《红旗谱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,作家们无不带着神圣使命在写作,由此形成一系列公共记忆。

  上世纪90年代起,这一公共记忆生产体系开始遭遇巨大冲击,1993年至1994年,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席卷知识界,可视为对此冲击的回应。

  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,本世纪初,人文精神与世俗生活剥离已成既定事实,严肃文学逐渐小众化、边缘化。

 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本来就不一样

  “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有什么区别?在我看来,它们完全一样。”越来越多中国作家如是说。其背后隐藏着三重目的:首先,秀平民立场;其次,拒绝承担责任;其三,将作品中讨好读者的部分合法化。

  文学真的没有严肃和通俗的区别吗?

  可参看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标准。诺贝尔本人在遗嘱中表示,该奖只授予“最近一年来”,“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”。

  遗嘱在执行中有修改,但“理想倾向”始终是核心原则。这可以解释,为什么托尔斯泰、博尔赫斯、米兰·昆德拉、格林等作家未能获奖。

  可以质疑“理想倾向”这个标准是否太模糊,也可以质疑诺奖为何屡屡错过大师,更可以质疑一些平庸作家为何获奖……但不能质疑的是:诺奖只面向严肃文学,它从没考虑过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、阿西莫夫、金庸等。

  很难为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找画一条分界线,一般认为(此处参考黄永林先生的《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分野》):

  首先,严肃文学强调绝对理性,通俗文学追求世俗理性。

  其次,严肃文学崇尚永恒价值,通俗文学完全为市场服务。

  其三,严肃文学重视社会作用,通俗文学重视娱乐功能。

  其四,严肃文学重视创新,通俗文学重视传统。

  严肃文学是“戴着镣铐跳舞”,它不能偏离启蒙立场、理想主义、人道主义等,总以批判现实、悲悯情怀的面目出现,作家必先虚拟一个高于自我的存在,以绝对真诚的态度侍奉之,其写作方能成功。

  相比之下,通俗文学关注市场机会,嗅觉更灵敏的作家会更成功。

  严肃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了“文学共和国”

  确实,通俗文学中也传递了积极的价值观,但多是贴片式的,不出“靠猎奇吸引读者,靠情怀留住读者”的经营策略,依然“卖”字当头。不应鄙薄通俗文学的价值,但它确实无法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足够养分,无法建成一个“文学共和国”。所谓“文学共和国”,指不同民族的人可在同一本小说中获得相同的感受、得到同样的提升,读者因此超越尘世,生活在小说引发的乌托邦中。正如美国学者威尔逊所说,严肃小说总是“要求其欣赏者想象的参与,要求一种感受力光谱上深刻而机敏的反应”。

  通俗小说也会形成一个个“圈子”,比如金庸迷、克里斯蒂迷,他们对相关作品高度熟悉,随时能说出其背后的知识点,甚至会对情节进行合理改写、颠覆性阐释,但这些小说不能彻底解决读者的精神危机,无法充分赋予怀疑、内省、反思等能力。粉丝们通过冗余信息生产,只能满足炫耀的需求。

  所有小说都召唤读者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,如果读者只是得到愉悦,等于白读,唯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活,才算探到宝藏,这就是所谓的“金线”。

  只有进入“文学共和国”,才可能形成文学共识,当严肃文学不振时,文学共识就会崩溃。

[来源: 北京青年报] [作者:唐山] [编辑:王秋芳]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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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学这种东西,有一种植物性,想想它,浇浇水,慢慢就会长出枝叶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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