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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9年,王蒙先生86岁了。不管在什么场合,依然精力充沛,说话条理清楚、幽默机智,做事风风火火、神采飞扬。

  今年第一期的《上海文学》杂志,在小说头条发表了《地中海幻想曲》和《美丽的帽子》两个短篇小说。此外,他还新写了五万字的中篇小说《生死恋》,这三篇小说的主题都是爱情。

  文学创作以外的时间,除了完成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的工作外,去年王蒙在十几个城市做了有关传统文化和读书类的演讲。平时在家,他每天坚持游泳、走路,在微信头像上晒自己健身成果,笑称自己是“耄耋腹肌男”;开起了讲读孔孟老庄的音频节目,对新生事物不仅有好奇心,年轻人流行的时髦爱好一样不差。

  “我特别爱看电影,很多电影完全超出我的想象,《布达佩斯大饭店》《飞越疯人院》《忧郁的星期天》,太好了。”电视剧他也没少看,“好处是看着不累,睡完一会儿回来,一瞧,还是这德性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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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没有想到《这边风景》能再拿茅盾文学奖

  张英:《这边风景》讲述的是1960年,新疆伊犁一个维吾尔村庄推行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背景下的故事,你为什么会选择在30年后出版这个小说?

  王蒙:我是在1971年,38岁时写的这个作品,那时候我还在新疆伊犁的“五七干校”,我开始写了部分章节,几年时间里,我都在写它,一发不可收拾。“文革”后我也试图挽救、删改这部作品,发表出版,但小说体量太大,快70万字,小说人物达100个,不可能推倒重新来过,索性就尘封起来。

  我没有把它彻底废掉,而是选择发表和出版,它是对上世纪60年代小说写作空白的弥补,人们在小说里能够看到那个时期的生活,政治运动再严酷,生活仍然在继续,艺术和文学仍然在场,不可摧毁。

  40年后,我的儿子和儿媳找到了手稿,他们读了之后非常喜欢,这让我有了自信。我大概花了4个月的时间订正完,后来交给了花城出版社。

 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,没有那个时候的王蒙,也不会有以后的王蒙,那个我也是王蒙的一部分。

  《这边风景》记录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的生活,我38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,一条鱼的中段部分。在79岁的时候,我眺望到38岁时的我,理想、真诚,想用劳动锻炼自己,让自己脱胎换骨。虽然今天来看是一部“过时的作品”,但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候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,衣食住行,吃喝拉撒,婚丧嫁娶,人物鲜活,细节生动,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,真情实感,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。如果大家把小说当文献考证,我也不反对,因为小说里很多细节,都是真实于生活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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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疆让我成为了如今的王蒙

  张英:上世纪80年代初,王蒙创作了 “在伊犁”系列小说,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新疆?

  王蒙:这个不能说是我个人的选择,我是被动的,右派的帽子虽然去掉了,但我写的短篇小说发表不了,《青春万岁》审来审去不能出版,新疆作协安排我到《新疆文学》工作,我就这样去了新疆。当时的乌鲁木齐,真的是很美,盛世才时期的南门大银行还在,人民剧场也有气势,南门外的大清真寺也很独特,办公大楼的颜色都是橙红色的,市民的房屋都是土坯做的,屋顶是清一色的洋铁皮。现在回想起来,那完全是一幅凝固的油画。我在新疆一呆十几年,在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,和维吾尔农民一块,同吃同住同劳动,一间屋睡觉,日常生活用维吾尔语和他们交流,哪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!

  1965年4月份,乌鲁木齐雪化完,我去了伊犁,住到了第一生产队阿卜都热合满·努尔家里的厢房里,真的是和农民打成一片,心连心,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当时新疆农村里面伊犁条件最好,不会饿肚子,能吃饱饭。劳动锻炼,只要活着就可以锻炼。我就在那个村庄住下了,半年以后老婆也接去了伊犁,每周末可以家庭团聚。

  我是北方人,吃米饭也吃面食,也吃羊肉,馕接受起来很容易的。那时候我知道了什么叫美好,南疆北疆的维吾尔族农民都种玫瑰花,家家门前屋后都是果树,我知道了杏树、桃树、枣树、苹果树,也认得了无花果、哈密瓜、石榴花,还有维吾尔族人缓慢的生活节奏,一天可以在喝酒、喝茶、吃馕、聊天中度过。我在那个村劳动锻炼6年多,但我的户口在伊犁,家属一直在伊犁市里的学校当老师。后来,有老外问我:在新疆16年里做了些什么,我开玩笑说,读了16年大学的维吾尔语,从预科读到博士后,就学会使用这门语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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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维吾尔族人的幽默改变了我

  张英:1979年6月,你离开新疆,坐火车回北京时哭了, 16年的新疆生活,究竟给了你什么?

  王蒙:新疆庇护了我,保护了我一家,平平安安。底层老百姓的生活里来的智慧,也让我一辈子受用。

  伊犁每年打麦子的季节,当地人绝不给牲口戴上笼嘴,有时候,马一口把好多麦穗都咬进去了,消化不了,屎拉出来全是麦粒。可维吾尔族农民说:“这是真主给它的机会,一年就能吃饱这么两三个星期。我们为什么要管它呢?”维吾尔族人喜欢说一个词:塔玛霞儿,大约相当于“玩耍”的意思,有一种自然而然、随遇而安、走哪算哪的人生态度。维吾尔族人有句极端的话:“人生在世,除了死亡以外,其它都是塔玛霞儿!”这样的人生态度,对我影响深远。

  我花了半年多的时间,就可以和当地维吾尔族人简单交流了,能够一起聊天。熟悉地掌握,应该是在两年以后,我在生活当中学习。

  我找一个课本,《新疆行政干部学校读本》,我又找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(那时候还没有社科院)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志宁在《中国语文》杂志上有一篇文章《维吾尔语简介》,光这个简介我就学了一年。

  除了劳动和家庭团聚,我其他时间就是学习维吾尔语,读维吾尔语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,唱维吾尔语的颂歌,所有和维吾尔语相关的书籍,当地农村家庭有的书,前苏联出的维文小说,鲁迅的《呐喊》《彷徨》,高尔基的《在人间》,都有维语版的,我都读。

  在日常生活里,特别是和维吾尔族朋友们一起喝酒,那是更好的学习场合。不管什么时候,抓住任何机会我都用,我也把汉族的许多故事用维语讲给维吾尔族群众听,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和信任。

  离开新疆多年了,但我对新疆的写作和回忆从没停止过。各民族之间需要爱、理解和沟通,换句话说,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“混凝土”。

  我把《这边风景》和“在伊犁”以新疆为背景的系列作品,视为自己对新疆的回报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,为民族间的了解与团结尽一点微薄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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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何看待文学的未来

  张英:《王蒙自传》三部曲和《季节四部曲》,一个是非虚构的自传,一个是虚构的小说,放在一起看,就是一个完整的王蒙,用生命完成的思辨与写作。

  王蒙:《王蒙自传》三部曲就是我对自己人生的记录和回忆。《季节》这四部作品也有我的经验在里面。我的作品是为大家写的,也是为自己写的。作为一个普通人,我是历史的见证人。我没有结论,没有任何判决,但是我提供一份个人的证词。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变化是非常快的,包括我写过的东西,人们很快就会忘记,但是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份证词留下来。

  我的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,也是我一贯主张的是:我对任何写作的手法或方法都不承担义务。也就是说,一切方法、一切流派、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是为我所用的。我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,而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能更好地表达,追求一种与众不同。

  张英:写了一辈子,文学奖对你重要吗?

  王蒙:谢谢你,没有问我诺贝尔奖的问题。我回答几十年了,文学奖是给作家的礼物,安慰一下自己,鼓励一下自己,很好。但还是要平常心。我相信,所有作品的写作,是在获奖之前。比如我们谈中国文学,谁的作品最牛?李白的诗、屈原的辞,楚辞汉赋、唐诗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,曹雪芹没得过,李白没有得过大奖,他们的作品怎么样?流传至今。

  中国当代文学,有一批很好的作家,韩少功、张炜、王安忆,铁凝、莫言、余华,刘震云、迟子建、毕飞宇、张承志等,他们的作品,比奖更重要。

  现在有一种说法,说随着视听技术的发展,文学已快要灭亡了。事实上只要有语言、文字,有人的思想感情,文学就不会灭亡。

  但也必须承认,文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,人们也逐渐不满足于只有文字的世界。新媒体则常常以趣味与海量抹平受众大脑的皱褶,培养人云亦云的自以为聪明的白痴,他们的特点是对一切文学经典吐槽,他们喜欢接受的是低俗擦边段子。人们的注意力正在被更实惠、更便捷、更快餐、更市场、更消费也更不需要智商的东西所吸引。

  但我相信,影视剧、娱乐视频、影像,还取代不了文学的功能,比如爱情,你看电视剧听爱情歌曲就会满足吗?不会。一个猛男和一个靓女在那儿抱过来抱过去,滚过来滚过去,表面上比你看一部爱情诗过瘾多了。但爱情的时间缓冲,爱情的反复和弯弯曲曲的过程呢?情感的含蓄与体味,欣喜和痛苦,脉搏和心跳,激动人心的情绪和心理想象呢?文学的魅力,影视剧还取代不了。

  文学具有一种致命的力量,他可以让人忽略一些得失。加谬说: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,但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多。文学使人更充实、更丰富、更深刻、更有滋有味,文学使生活各个方面增加了很多魅力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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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来源: 新民晚报] [作者:张英] [编辑:王秋芳]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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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学这种东西,有一种植物性,想想它,浇浇水,慢慢就会长出枝叶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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