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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顾颉刚先生在《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》中论到“周代人的用诗”,将它们分为四种:“一是典礼,二是讽谏,三是赋诗,四是言语。”又说:“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,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;用在赋诗与言语上,是引申出来的应用。”(《古史辨·三》)可见,前二者是《诗》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作用,后二者则是时人对《诗》的运用。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后二者,这种情况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多有出现,而于《左传》中尤为集中。研究这个问题,可以见出春秋的政治生态、《左传》的表达艺术,以及《诗》的经典意义。

  一

  从《左传》对“春秋时事”的记述中可见,时人或进行激励,或看待他人,或议论事件,特别是作者评判人与事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,常常引诗为证,把《诗》作为典范、依据、准则与证明。宣公十一年,晋国的郤成子向周边众狄希求结盟,众狄纷纷响应,晋诸大夫想要召集众狄在晋地盟会,郤成子没有同意,他说:“吾闻之,非德莫如勤,非勤,何以求人?能勤有继,其从之也。《诗》曰:‘文王既勤止。’文王犹勤,况寡德乎?”于是当年秋天,盟会在狄欑函举行。引诗出自《诗经·周颂·赉》篇,以文王之勤政作为榜样,勉励众人。昭公二年,鲁国的叔弓到晋国访问,晋君派人到郊外迎接并安排到宾馆,叔弓一再谦让,强调“寡君使弓来继旧好”,晋国叔向十分赞赏,称他“知礼”,并说:“吾闻之曰:‘忠信,礼之器也。卑让,礼之宗也。’辞不忘国,忠信也;先国后己,卑让也。《诗》曰:‘敬慎威仪,以近有德。’夫子近德矣。”引诗出自《大雅·民劳》,原为对执政者的告诫,这里用为对叔弓的赞美。昭公七年,晋国的韩宣子出使楚国,楚国没有派人郊迎。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,晋侯也不打算派人郊迎。叔向说:“楚辟我衷,若何效辟?《诗》曰:‘尔之教矣,民胥效矣。’从我而已,焉用效人之辟?”于是晋侯派人郊迎。引诗见《小雅·角弓》,原诗为劝告周王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,这里叔向用以提醒晋君为人行事将为民众之典则,所以应该尊礼为善。可见,《传》中人物常常以诗论人,以诗释事,《诗》俨然成为修身立德的典范和行事为政的公理。

  “君子曰”是《左传》作者评价人事、表明态度的直接告白,书中还以“君子谓”“君子以”“君子是以”之语表达同样的意思。据,《左传》以上述语言直接表达观点者共88处,而用诗者竟达38处,涉及45篇次!《左传》用诗首例便是隐公元年作者对颍考叔的评价:“君子曰:颍考叔,纯孝也,爱其母,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:‘孝子不匮,永锡尔类。’其是之谓乎!”“君子曰”的插入,不仅不让人感到突兀,反而以其简洁明快起到了点化的作用;而《诗》的引用不仅使评价有了纵横历史的高度,也突出了《诗》的典范意义。

  二

  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,以微言相感,当揖让之时,必称《诗》以谕其志,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故孔子曰‘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’也。”称诗喻志,即赋诗言志,既可以臧否人物,还能够观国家兴亡,可见意义重大。昭公十六年,晋卿韩起访问郑国,访问结束,郑国的子齹、子产、子大叔、子游、子旗、子柳等六卿为他饯行。席间,韩起请六卿赋诗,并明言“起亦以知郑志”,子齹赋《野有蔓草》,子产赋《羔裘》,子大叔赋《褰裳》,子游赋《风雨》,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,子柳赋《萚兮》,各以诗表达了对韩起的赞美、对郑君的感恩、对未来的期许,所赋诗又均在《郑风》,因而韩起听后赞赏道:“郑其庶乎!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,赋不出郑志,皆昵燕好也。二三君子,数世之主也,可以无惧矣。”赋诗的原则是“赋诗断章,余取所求焉”,赋诗者不仅要赋诗成诵,还要连类所及,合于场景;而听诗者不仅要理解对方赋诗之意,而且能够以诗作答,表明己意。襄公十九年,鲁国的季武子到晋国拜谢晋为鲁出师,晋侯设宴招待他。范宣子代表晋君赋了一首《黍苗》,这首诗见于《诗经·小雅》,是一首赞美召穆公经营谢地的诗,显然意在借此称赞鲁君,当然也有点老大自居的意思。所以季武子听后马上起身,拜谢道:“小国之仰大国也,如百谷之仰膏雨焉!若常膏之,其天下辑睦,岂唯敝邑?”首先以小国安定来自大国庇护的认识,表明感谢之情;又以诗中“芃芃黍苗,阴雨膏之”之句做比,表明谢意之强烈;同时对诗意加以引申,表明对时常得到晋国庇护的期待。最后,季武子又赋了一首《六月》,诗在《小雅》中,为歌颂周宣王派遣尹吉甫讨伐猃狁获得胜利之作,季武子以此既是赞美,也是希望。

[来源: 光明日报] [作者:张庆利] [编辑:王秋芳]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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